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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入籃”對中資銀行意味著什么

時間:2016-10-12 10:06:06  來源:法治周末  作者:汲東野
  研究數據顯示,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與世界最前端的國際性銀行仍有顯著差距。且近些年風險案件屢有發生,中資銀行在國際化經營的風險防范上,應努力提升自身的國際視野與思維能力,從戰略規劃、合規管理、環境研究等多個方面共同入手
 
  10 月 1 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特別提款權 (SDR) 貨幣籃子,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央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長姚余棟9 月 23 日就人民幣將正式入籃評論稱,“也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之 WTO ’”。他說, 10 月 1 日后,“人民幣必會長風破浪,會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廣泛接受的國際貨幣,為全球經濟補充流動性。”
 
  今年5 月舉行的“ 2016 中國智庫論壇暨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亦顯示, 2014 年,中國實際對外投資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對外投資出超額約 200 億美元, 2015 年中國對外投資再次出超,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萬億美元。
 
  根據會議報道,由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轉變,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近年來,中國政府將“開放”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發起并成立亞投行、人民幣加入 SDR 、自貿試驗區縱深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說明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內涵正在進一步深化,確立了“雙向開放”的新格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9 月 28 日晚,人民幣加入 SDR 貨幣籃子的前夕,《 2016 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對標國際一流》 ( 以下簡稱報告 ) 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大廈發布。會議由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 (AIF) 、中國國際金融學會、普華永道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 (IMI) 承辦。
 
  會上,IMI 執行所長、 AIF 院長賁圣林教授對報告進行解讀。他表示,相對于去年發表的《中資銀行國家化報告 2015 》,今年的報告,不僅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的程度,還將其納入全球視野,與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中數據較為全面的 16 家外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進行對標,予以分析。
 
  研究數據顯示,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與世界最前端的國際性銀行仍有顯著差距。且近些年風險案件屢有發生,中資銀行在國際化經營的風險防范上,應努力提升自身的國際視野與思維能力,從戰略規劃、合規管理、環境研究等多個方面共同入手,防范風險。
 
  “入籃”——更大的挑戰
 
  人民幣“入籃”究竟意味著什么?
 
  SDR 是國際公認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正式加入 SDR 并不意味著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可以預見的情形是,在新的貨幣籃子生效后,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參考 SDR 籃子并在外匯儲備中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使用有望增加。”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周陽撰文寫道。
 
  IMI 曾發布年度報告中認為,如果人民幣加入 SDR 貨幣籃子,即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人民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官方認可,也是人民幣進入主要國際貨幣行列的關鍵標志,象征意義巨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人民幣加入SDR 對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有兩重積極效應,第一如上所述,是一種象征意義、示范效應。第二是倒逼效應。
 
  “為了推進人民幣加入 SDR ,中國已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進一步促進資本賬戶自由化并使人民幣成為一種使用更加自由的貨幣,年內有望開通的深港通就是此項改革的一種體現。當然,措施中還包括匯率市場化改革;修訂外匯監管,取消大多數情況下的事前審批的要求,并建立有效的事后監督和宏觀審慎管理制度;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采取措施確保健全的風險防控等。”陳周陽稱。
 
  連平在其10 月 1 日的微博中寫到:“此舉的確會使人民幣加快步伐成為儲備貨幣,但從根本上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仍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開放和貨幣自由兌換。”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銀行等金融業的國際化也是不可少的環節。
 
  與此同時,人民幣加入SDR 貨幣籃子,正在“加快”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為我國銀行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大的機遇,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對于銀行業來講,人民幣加入 SDR 貨幣籃子,我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更加頻繁互動,將使得我國匯率與利率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對商業銀行意味著更多挑戰。而我國資本市場不斷開放,也要求商業銀行加大人民幣相關產品和服務創新力度,以滿足境內外客戶不斷增長的需求。”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曾認為。
 
  中資銀行國際化仍漫長
 
  報告顯示,貨幣國際化程度、國家大小與經濟規模、銀行業務定位等因素都會對銀行國際化形成影響。
 
  報告通過分析典型銀行國際化案例發現,一國國家越小、經濟規模越大、經濟越發達、經濟國際化程度越高、貨幣國際化程度越高、企業國際化程度越高,均有利于該國銀行的國際化發展,全能銀行或批發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亦高于零售銀行。
 
  該報告全名《2016 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對標國際一流》,在 2015 年首次提出中資銀行國際化指數 (Chinese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 , CBII) 的基礎上,選取兩類指標,分別從境外分支機構情況、資產狀況、營業業績等方面建立了銀行國際化指數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 , BII) ,拓展了指標體系的適用范圍。
 
  數據顯示,中資銀行BII 總體量升速下降。 2015 年五大行合并 BII 為 8.90 ,相比 2014 年的 8.54 增幅僅為 4.1% ,低于 2014 年增幅水平 (12.0%) 。其中,中國銀行依然代表了中資銀行國際化的最高水平, BII 為 21.57 ,此后依次為中國工商銀行 (8.94) 、交通銀行 (7.15) 、中國建設銀行 (4.33) 、中國農業銀行 (3.41) 。
 
  五大行與股份制銀行差距縮小。五家股份制銀行合并BII 為 2.70 , 2015 年增幅達 10.1% ,高于五大行 BII 增速,但仍低于其 2014 年增速 (20.7%)
 
  “我國境外經營規模應該說持續擴張,業務逐步多樣化,五大行境外資產規模接近 10 萬億,增長 14.2% ,境外的營業收入總額首次超過兩千億,境外利潤總額首超一千億,同比增長 6.7% 。”賁圣林說。
 
  賁圣林說,過去這一年,國內銀行的境外資產規模增長相對國內資產規模增長快速。五大行的境外資產已達總資產的11.8% ,境外包括香港。境外業務范圍也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而擴大。存貸款、跨境結算以及資產經營,投資銀行的一些中間業務也逐漸成為新的關注熱點。
 
  報告指出,中資銀行境外布局覆蓋全球,“一帶一路”頗受重視。中資銀行的境外機構依然延續“先近、后遠;先發達、后發展”的布局特點,五大行全球布局共 57 個國家 ( 地區 ) ,亞洲境外分支機構數量占 44.4% 。“一帶一路”沿線成為投資熱點。
 
  然而,報告也顯示,盡管中資銀行BII 處于增長態勢,然而,與外資銀行 BII 仍有明顯差距。在 BII 評分體系中, 16 家外資銀行平均 BII 達 53.65 ,為五大行合并水平的 6 倍,股份制銀行合并水平的 19.9 倍。中資銀行 BII 最高的中國銀行僅在 26 家中外資銀行中排名第 16 位, BII 數值是排名第一的渣打銀行 (88.84) 的四分之一。
 
  此外,在境外業務方面,報告還顯示,中資銀行境外市場拓展與業務開展深度相比外資銀行有較大欠缺。中資銀行境外貸款占比與外資銀行差距相對其余經營指標而言最小,中資銀行境外經營仍側重于存貸款業務,當前過分依賴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亟需改變。
 
  總的來說,報告指出,中資銀行境外規模總體增長,然而,相比來說,外資銀行已處于國際化的成熟階段。中資銀行境外經營成果豐碩,然而與外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相對比,未來的境外發展仍然長路漫漫。
 
  三方面風險需謹慎
 
  “出海”的路上,風險是不能被忽視的問題。
 
  報告指出,金融機構在經營中因為各類風險而遭受懲罰與損失的案件屢見不鮮,風險案件不斷顯現,風險管理至關重要。
 
  據統計,2008 ~ 2014 年,摩根大通、花旗集團、高盛集團、美國銀行、富國銀行等 5 家美國金融巨頭所遭受的罰款案件在 150 次左右,金額超過 950 億美元。
 
  而中資銀行境外發展時間較短,經驗與能力的欠缺使其在國際化擴張時更易面臨多種風險。從2000 年至今,因盲目擴張、風控薄弱、法律知識欠缺等因素引起的中資銀行各類風險案件已不下十起。
 
  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劉珺在會上發表觀點認為,中資銀行國際化方面的風險目前也呈現一些趨向性,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風險需要注意。
 
  “第一個合規風險。第二個匯率風險。第三個網絡安全風險。”劉珺表示。
 
  法治周末記者參會并發現,與會銀行業專家有多位都提及到了中資銀行“走出去”需注意合規風險和網絡安全風險。
 
  據與會業內專家點評,尤其2008 年以后,銀行業出臺很多新規。同時全球金融市場和體系都在變化,監管也在探索規范的辯護,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合規的認識就格外重要,避免出現“秋后算賬”的風險案件。
 
  與會專家多認為,目前,我國網絡信息安全存在巨大風險,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需要更多關注國內基礎產業本身的成長和成熟。
 
  報告也總結了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對中資銀行“走出去”提出戰略建議。
 
  在未來,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美國大選與美聯儲加息給美國經濟復蘇帶來了不確定性、英國脫歐使歐洲經濟前景愈加不明、新興市場亦在多種風險中波動加劇;中國經濟仍將處于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主題。
 
  在這一背景下,中資銀行應清晰認識到與世界最前端國際性銀行的顯著差異,在提升國際化水平的同時,需結合當前國內外環境、利用政策發展機會、采取新型發展手段、調整境外擴張步伐,實現穩健的海外擴張。
 
  具體來說,在“走出去”的區位選擇上,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在東南亞地區注重對海上項目及進出口貿易的支持,與蒙古、俄羅斯及中亞 5 國逐步健全現有合作機制并推進深層機構互設,在西亞北非地區加強能源基礎項目的資金支持,南亞地區則可通過并購等方式擴大網絡布局,在中東歐地區增加機構設立以拓展當地金融業務。
 
  在“走出去”的模式選擇上,可以利用中國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的態勢,建立各類跨境電子商務產業園,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豐富而廣闊的互聯網金融實踐。在國際化經營的風險防范上,中資銀行應努力提升自身的國際視野與思維能力,從戰略規劃、合規管理、環境研究等多個方面共同入手,防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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