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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企關系的博弈困局

時間:2016-10-17 15:29:19  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張艷花
  主持人的話:當前經濟處于下行期,加上我國企業杠桿率高企,企業信貸風險顯著上升。面對債務困境,一些企業采用抽逃資金、非法處置資產和抵押品等手段逃廢債務,銀行也更加傾向于停止對高風險企業的信貸支持,銀企關系再度緊張。當區域經濟風險逐步積累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越來越多地介入銀企關系,使銀企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銀企關系是金融生態的重要內容,事關經濟發展效率,也事關金融安全,本期一線話題聚焦銀企關系,圍繞銀企關系為何在經濟下行期如此敏感而脆弱,如何審慎平衡政銀企關系,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和上海銀行計劃財務部總經理助理張吉光進行討論。同時,邀請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蘭日旭,就近代我國的政銀企關系進行回顧,以資借鑒。
 
  記者:事實上,隨著經濟領域改革的深入,我國企業和銀行的治理機制和經營機制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銀企關系也在不斷發展中。您如何評價目前我國的銀企關系?
 
  曾剛:總體上講,隨著企業和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銀行與企業的關系,尤其是銀行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從計劃經濟體系下的非市場化關系,逐步過渡到以市場原則為主導的銀企關系,資源配置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銀企關系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在經濟進入下行周期,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償債能力下降的情況下,這些問題被迅速暴露出來。
 
  一方面,企業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普遍降低,企業惡意拖欠、逃廢債問題日益突出。供應鏈金融核心客戶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出現整體兌付危機,甚至有計劃地串謀套取銀行信用。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普遍“惜貸”“慎貸”甚至“懼貸”情緒嚴重,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雖然貸款基準利率不斷下降、市場流動性相對充足,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情況并未得到改觀;反而是大中小型企業兩極分化更加嚴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困境持續加劇。而各級政府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化解企業融資難的各種政策也難以落地。銀企關系的惡化,導致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惡性循環,金融脫實向虛的趨勢日益明顯,亟須加以解決。
 
  記者:事實上,在基層采訪中,我們感覺銀企關系非常敏感甚至脆弱。很多企業形容銀行是“天晴送傘”“下雨收傘”。如何看待這種銀企關系的困境?
 
  張吉光:對于商業銀行的這一逆周期特點,可以分別從宏觀和微觀視角來解釋。
 
  從宏觀視角來看,當經濟處于繁榮階段時,銀行傾向于擴張業務,經濟會更加繁榮;當經濟進入蕭條階段時,銀行傾向于收緊業務,經濟可能進一步緊縮。從微觀視角來看,當企業發展良好時,銀行樂意發放貸款,企業進一步擴張;當企業生產陷入困境時,銀行傾向于收回貸款,企業的困境因此加劇,甚至破產倒閉。這一特點在當前我國經濟持續面臨下行壓力、企業信用風險不斷暴露的大環境下表現得尤為突出,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銀企關系陷入了困境。我覺得,從銀行角度來看,與其說這是銀企關系的困境,還不如說是經營環境惡化與金融體系不完善雙重約束下銀行的主動行為與被動選擇疊加的無奈結果。
 
  一方面,這種銀企關系反映的是當前銀行經營環境持續惡化背景下銀行的主動行為。隨著經濟的持續下行,銀行的增長逐步放緩,而在利率市場化帶來息差不斷收窄、信用風險暴露帶來不良貸款持續反彈兩大因素的作用下,銀行的利潤增速大幅下滑,且與資產增速呈現出不同步。在此情況下,銀行財務資源對不良貸款的邊際承擔能力逐步下降,利潤對不良貸款變動的敏感性增強,銀行需要通過更加嚴格、主動的風險控制來維持利潤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晴天送傘”與“落雨收傘”反映的是當前國內金融體系不完善背景下銀行的被動選擇。首先是征信體系不完善下銀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用風險的發生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銀行與企業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尤其是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銀行受制于各方面原因無法準確獲取相關信息來判斷企業的未來前景。從防范風險角度考慮,“落雨收傘”和“晴天送傘”對銀行更加有利。其次是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下銀行的債權保護問題。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使得銀行債權的保護遠未達到理想狀態。此時,銀行貸款一旦出險,其處置成本與風險暴露時間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使得銀行不得不盡早采取措施進行處置。最后是社會融資體系不完善下銀行的過度資金提供問題。“晴天送傘”與“落雨收傘”的另一個視角的解釋是,我國社會融資體系不完善,企業融資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因而更多受到社會的關注,并被賦予更多社會責任。在一個相對完善的融資體系中,銀行更多的是在企業平穩發展階段提供融資支持,其他階段則通過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產業基金、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等渠道解決。這些渠道的相互配合使得各類企業有效運轉,而不是僅寄望于銀行一家。
 
  記者:企業對銀行的批評似乎在于,銀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的過程中,對于風險的容忍度過低,在對待銀企關系上過于“短視”。如何看這種批評?
 
  張吉光:市場經濟中商業銀行的逆周期行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雖然對單個企業來說,銀行的斷貸、抽貸可能影響企業的未來發展,甚至令企業陷入破產境地,但整個經濟將由此完成資源的重新配置,實現汰劣留優。不過,達致這一境地的關鍵在于市場機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在此前提下,如果某家銀行的風險容忍度過低,“錯殺”某些具有發展前景的好企業,必將喪失業務機會,并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競爭對手會乘機實現市場擴張。因此,單個銀行必然會根據市場狀況,在實現風險收益平衡的情況下采取行動。最終的結果是不同的銀行選擇不同的風險偏好,形成不同的市場定位,對應服務于市場上不同類型的企業。
 
  按照這一思路,這種情況的發生至少表明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功。其一,市場經濟日趨成熟,市場機制開始在更多領域發揮作用,商業銀行日益成為自主經營的市場化參與主體。其二,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商業銀行的財務硬約束初步建立,風險意識逐步強化,這是商業銀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其三,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不斷提升,主動退出本身就是銀行有效防范風險的手段,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周期,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銀行風險管理的前瞻性、敏感性大大提升。
 
  曾剛:銀行本身的特性,決定其信貸資金的期限相對較短,尤其造成了其決策期限不可能太長。所以,“短視”是銀行信貸風險控制的一個特點,面對企業信用狀況惡化的客觀環境,商業銀行提高授信條件、抬高授信門檻,自然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選擇。也正因為這樣的特點,所以我們才需要建立更為合理的金融結構,需要期限更長的資金作為銀行信貸的補充。當然,我們不否認監管方面的一些改進,如通過提高風險容忍度、拓寬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渠道以及推動建立債權人委員會來提高債務重組的效率等,來緩解銀行風險控制的“短視”問題,以避免銀企博弈的“納什均衡”,但根本上講,這些措施的推行,不能違背銀行業的本質,否則會加大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加快體制改革,優化金融結構,才是治本之道。
 
  記者:實踐中的問題是,銀行個體的理性行為最終導致集體非理性,加劇區域經濟風險,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
 
  張吉光:之所以出現銀行個體理性演變為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原因在于市場還不完善,市場機制的作用未有效發揮,市場主體尚不成熟。尤其是市場主體的不成熟,需要相關各方高度重視。
 
  第一,銀行作為市場主體不成熟,同質化經營現象嚴重,從市場定位到業務策略,再到產品服務高度雷同,經營上追求大而全,市場上爭搶大客戶,從而出現大企業門庭若市、小企業門可羅雀現象;造成的結果是大企業過度負債,銀行與企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究其根源,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到位,經營管理仍受到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市場經濟中的自我約束和調整機制還未建立。
 
  第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不理性,不能堅守定位,面對市場誘惑,存在做大沖動,因而大多存在過度負債、高杠桿經營的特征。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企業的負債率高達160%。這些企業的資金鏈高度緊張,一旦斷裂,就會出現連鎖反應,令企業陷入死地。這些企業正是銀行出現非理性行為的對象。
 
  第三,有的地方政府尚未找準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和行為方式,仍然沿用原有思路參與經濟活動,從而加劇銀行和企業的非理性行為。比如通過下計劃的方式發展某一產業、扶持某些企業,造成資源短時期內的過度集中,引發產能過剩;再如通過行政方式指導銀行處置不良資產,誘發企業逃廢銀行債務,并最終扭曲銀行的風險偏好。
 
  記者:最近銀監會出臺《關于做好銀行業金融機構債權人委員會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銀行成立金融機構債權人委員會,有序進行債權管理,目的就是防止單個銀行無序的債權管理帶來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對于銀行進行這種合作博弈,是否有建議?
 
  曾剛:要確保該制度發揮應有的作用,實踐中還需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一是債委會的工作開展應把握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就目前的情況看,債委會的目標不能僅僅著眼于債權人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應將重點放到中長期。將債務重組作為推動供給側改革的一種手段,在目標企業選擇以及相關方案設計上,充分結合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重點任務,并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相適應,在化解中長期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企業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的完善。
 
  二是需要堅持市場化原則,提高債委會的決策效率。債委會在對不同企業進行區別對待時,對企業的分類應該基于市場化原則,避免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當然,由于不同銀行的信貸準入政策、風險偏好存在差異,在債委會制度實施過程中,對客戶管理意見以及對授信總額管理的態度會存在不一致的現象,可能影響債委會的工作效率,這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三是債委會要加強與地方政府的協調。實踐中,有的地方政府為了盡快擺脫企業債務危機對本地的影響,從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出發,甚至還動用包括經濟、行政、法律手段來幫助企業逃廢債,這不僅傷害銀行等債權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地方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為實現多方的共贏,債委會有必要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與協調,以確保債權人利益保護和地方經濟穩定發展的平衡。
 
  張吉光:銀監會上述通知中提到的“債權人委員會”,有點類似于2006年我國《破產法》中規定的“債權人委員會”,很重要的目的都是要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秩序。當然,前者還有指導企業開展金融債務重組、幫扶困難企業走出困境、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考慮,后者主要是規范企業做好破產工作。就個人了解,在過去的實踐中也有類似的做法,或組建債權人小組,或成立債權委員會,或組成債務處理委員會,雖名稱各異,但實質相同。這一組織的成立大多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涉及銀行眾多,為維護自身利益,由商業銀行自發組成;二是因企業規模較大,為維護地方經濟金融穩定,由地方政府或監管機構牽頭組織。總體來看,這一組織的成立實現了各債權銀行的統一行動,同時通過這一平臺更深入地了解了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和未來前景,有效避免了因單個銀行抽貸,引發多個銀行集體抽貸,從而錯殺具有良好前景、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的情況。
 
  總結過往實踐,債委會要達到預期目的,很關鍵的在于解決以下問題:其一,行動一致,即各債權銀行要統一行動,同進同退;其二,信息充分,即企業要積極配合提供相關信息,委員會在充分了解企業發展狀況和未來前景的基礎上,對企業形成科學、一致的判斷;其三,市場運作,即債委會的成立以及運作要充分市場化,避免行政干預。上述三點也是現實操作中的難點所在。
 
  記者:今年3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李克強總理提出探索用市場化的方式推進債轉股,降低企業杠桿率。對于醞釀中的債轉股方案,您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
 
  張吉光:我個人非常關心債轉股推進中的五大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決定債轉股成功與否的關鍵。
 
  第一,什么樣的企業可以債轉股?鑒于債轉股的特殊性以及對金融資源的消耗,必須要對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設定門檻。但出發點不同,設定門檻的思路就不同,最終的結果會有很大差異。比如是否需要區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如果從有利于經濟發展的角度,似乎不應作區分;但是如果債轉股的成本最終由國家承擔,似乎選擇民營企業不符合邏輯。顯然,這是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關鍵、最難回答的問題。
 
  第二,誰來決定債轉股?個人認為,本輪債轉股不同于前一輪,很大的區別在于市場化原則。換言之,債轉股要按市場原則行事,而不是政府指令。進一步來說,債轉股的決定權在于債權人,目前來看主要是商業銀行。現實中,讓銀行債權人按市場原則達成一致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對經營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
 
  第三,按什么價格進行債轉股?債轉股的價格是影響債權人決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涉及“現金+股權置換”原有債權的情況。通常情況下,債權債務人會選擇第三方機構進行資產價值評估。一方是瀕臨破產倒閉的企業,另一方是眾多的債權人,評估價值形成共識的操作成本顯然不會太低。
 
  第四,股權由誰持有?上一輪債轉股中,國家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持有債轉股企業的股權。這一模式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法律問題,即銀行不能持有實體企業的股權,二是資金來源和日常管理問題。本輪債轉股,由于涉及面廣,牽涉到的金融機構種類多,似乎難以復制過去的模式。但如果銀行直接持股,就算法律問題能夠解決,對企業的日常管理也是一大難題。
 
  第五,配套監管如何調整?債轉股后,銀行的原有債權變為對企業的股權,首先影響到的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如果現有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不調整,銀行資本充足率將因風險權重的大幅上升而下降。此外,并表管理成為另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無論是實體企業的財務報表合并,還是并表風險管理,在操作上都會碰到標準不一、規則不同的問題。
 
  記者:當區域經濟風險逐步積累的時候,地方政府越來越多地介入銀企關系,如有些地方政府正在試圖將“盲目”抽貸、斷貸的銀行納入“黑名單”,有的要求確保區域內全年新增貸款超過一定數量等。政府的介入,使得銀企關系復雜化。一方面,如果沒有政府介入,依靠市場自動出清,似乎很容易導致順周期性,加大市場波動和風險積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恰當地介入,則有可能擾亂市場秩序。在銀企關系中,政府應如何恰當地定位自己的角色?
 
  曾剛:銀企關系惡化的背景下,意味著僅靠銀行和企業,或僅靠市場化機制,很多相關的風險是很難化解的,而且容易出現“囚徒困境”似的惡性循環。這意味著,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來協助銀企雙方進入到更為合意的“雙贏”模式。但在實踐中,地方政府的確需要恰當定位自身角色,應以健全本地金融生態環境為己任。具體而言,地方政府應加大對惡意逃廢債的打擊力度;改善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加強與銀行的溝通協作,明確有保有壓的產業方向和企業名單;建立健全信用風險分擔機制;等等。
 
  張吉光:由于政府具有公權力和資源支配力,與其他市場主體處于嚴重不對等地位,如果政府不能找準定位,并加強約束,一旦介入微觀市場活動,很容易出現越位,改變或扭曲其他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正常情況下,銀行會根據經濟發展狀況,以及風險收益平衡的總原則,確定信貸投放量,此時銀行的風險是可控的,一旦信貸投放演變為政府下達的計劃任務,將導致銀行的風險約束失效,非但不能促進經濟增長,反而影響到金融安全。再如,主動退出是銀行基于內部風險預警有效防范化解潛在風險的重要措施,銀行退出的通常是風險較大的企業,此時,如果政府限制銀行停貸、抽貸,雖然暫時保住了企業,但卻仍然耗費金融資源,進一步降低資源配置和產出效率,對產業的升級換代和經濟的長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個人認為,由于銀行處于經濟的核心地位,與經濟相關各方聯系緊密,銀行一旦出現風險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因而銀行的安全遠比一般企業的安全重要,政府要在更大程度上維護銀行的安全。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要盡可能減少對銀行經營行為的直接干預或指導,更多做好市場培育、配套設施建設,以充分發揮銀行作為市場主體的自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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